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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汤先生无奈地说：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时代。
另一个对墨家少谈心性的误解源于儒家学者对《墨经》的破坏。而今来看，蒋庆先生是否能作为大陆儒学的代表，或曰政治儒学是否足为新经学的典范，诸如此类探讨非但不能让问题得以廓清，反而加剧了国学界的思想迷障。
对于大陆儒学现在遇到的问题，我们从事新墨学研究的学术工作者，也有一些观点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万事莫贵于义，才得出结论：遵守某人的义，就是利他。现在正是儒家重新解释自己以体现时代精神的关键时机。去年香港墨教协会和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就围绕此一问题展开名为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的儒墨对话，以为思想界提供来自墨家的视野和角度，拓展同一问题意识的墨学之维，并为儒学界长期沉迷于伪命题的学术顽疾做一番刮骨疗伤的工作。虽然我们一般不批港台新儒家和心性儒学。
把兼爱的实现建立在遵守通义的基础上。我们看《尚书》其中只有先王、智者的记录。因此，当代健康的儒者，即使难以深切把握到孔子的精神境界，也理应向着子贡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而趋，而努力。
我们通观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就会发现经典一直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之中。那么无论对哪家哪派的发展来说，都是负面性、损害性的。一是心性—思辨系，以熊十力、牟宗三的代表。另外，儒家的仁爱精神，与佛家的慈悲精神，基督宗教的博爱精神，等等，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智慧与道德的结晶。
但是它们又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限于篇幅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不过，通观之后，大家的目的倒是比较一致：就是拒斥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身，并将民主、科学、法治乃至哲学等视作现代性的主导价值而怀疑之、否定之、拒斥之、抛弃之。例如数年前一位研究中东伊斯兰教的美国学者告诉笔者，她因为发现许多当地的青年女性都纷纷包起紧致的面纱，而去问当地一位八十多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老太太。当前中国大陆许多赞同以至信仰儒家的学者，往往走向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的研究与实践之路。其实，姑不就其他方面而言，即从学术上说，我们的许多大陆儒者比起唐、牟等人，相差岂可以道里计哉。
因此，如果我们说，以往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太侧重在内，而未能充分照顾到外，是可以的，也应该的，宋明理学内部的反思、明清之际的儒学、现代新儒学等思潮都是向着这一方向而推进的。当然，我们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继承与发展，肯定不止上述方面，相信学界的相关推动与发展，必将更为丰富与多元。笔者认为，在经典的重建与诠释的问题上，言人人殊、仁智互见的情况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而另一种情况，如果有学者执意要搞儒家宪制，而并不主张儒家是作为多元中的一元以参与制度建设的话，那么他其实连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旨都没有参透，这时候他更应该回去读书学习，而不是出来建宗立派。
这里要说的是，无论是所谓的大陆新儒家，还是港台新儒家，其实都可以纳入现代新儒学的思潮之中，大家共同为儒学的现代性转进提供贡献。这里的原教旨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就是说，具有原教旨倾向的人，主张要回到原初的思想、教义、信仰、传统、经典中去，而比较拒斥现代性、世俗化的精神和内容。
在这样的状态中，合理的重建与诠释工作，都是对儒学经典的继承与创造。前者的说法是两伤，而后者的说法则是两美。
民国时代以至当前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许多儒家学者也纷纷提出要从四书系统返回至六经系统。如果一位具有原教旨色彩的儒者是比较真诚的儒者，那么我们可以大概地说，造成他们倾向于原教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信仰者在其信仰开始的时候，为了坚定他的信念，往往采取较为极端、保守、封闭的护教方式。因此，我呼吁思想界的各门各派都不要存心去否定现代基本价值的诉求力量，而应该凝聚共识，遵循底线，以保障个体与公民的权利为共同的底线共识。如果有学者回应说他虽然是提出儒家宪制之说，但他做的工作其实是发掘儒学资源以推动制度建设，那么他的这个提法就会对他所做的工作形成一种迷惑与迷雾。孔子晚年还专注于《易》与《春秋》二书，或作或述，阐发其中的德义。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许多大陆儒者走向原教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社会、文化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某种反弹。
当然，当代儒学的发展当然也不止于上述四大端，笔者希望本文具有一种疏导性、提示性的作用，这个作用使得我们在儒学复兴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上，能自觉合理地明确方向，把住关键，焕发活力。而他们更可贵的是，他们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又充分展示出如果儒家未能引申出知性主体（对应于科学）与政治主体（对应于民主）两种主体，那么道德主体也就同时不能充分地发展，因为三种主体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是同一主体的三个内在的组成与向度。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吸收文献整理、出土文献、中西哲学与诠释学、中西古典学、中西通识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以让经典的重建与经典的诠释构成充分互动。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说，我们不要这个内，而直接要外，而同时反对这个内，那其实就是大大地违背了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取向，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淡化甚至取消儒家的仁心、仁德、仁爱的精神与价值。
实际上，自由本身并没有派，我不相信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儒者要去彻底反对自由与民主的诉求。根据笔者理解，这里面可疏导出四大端。
复兴点之二，民间儒学与乡村儒学、民间儒家团体的建立。由此我们也就很难回归到儒学真实的价值、精神、生命中去，以让儒学走向真正的复兴。民间儒学的主张，是认为儒家的精神与灵根，应该植立在民间的层面，例如我们可在家庭中，在社区中，在工厂中，在乡村中，在企业中，让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与精神得到自然的传播，以栽培与护育人道之根。笔者凑个热闹，聊发无忌童言，亦讵云不可？故此不揣冒昧，作为此篇，所言虽大，似非无当。
如果我们封闭自身、强求别人，其实就违背了孔子思想中最根本的原教旨——仁心感通与忠恕之道。那么，当代儒学发展的歧途，端在何处？当代儒家复兴的正道，亦何所往？这似乎并非这样一篇小文章可以完全处理的，同时也当然并非学识粗疏之笔者所可究诘之事。
但是具体做法如何，则可能是言人人殊。当今中国大陆的许多儒家学者，往往将自身的儒学思想，自视为大陆新儒家，并形成一个圈子，而与港台新儒家对立起来。
但当他的信仰沉淀下来、成熟下来的时候，他就会逐渐要求自己的信仰与理性相互交融，而走向开放。唐氏有一个观点，认为如果我们要切实捍卫文明、自由、民主的社会，那么就需要建立和培养各种人文性的社会团体与组织，以敦厚民间社会，同时制约公权力的滥用。
因此，未雨绸缪，我们如果要捍卫文明，坚持人道，避免毁灭，那么就需要在当代的背景与脉络下，充分阐发与呈现儒家仁爱精神的内在根源、脉络与价值。而有了这样的共识作为基础，各门各派都可以进行和而不同的讲理与论辩，以更好地促进共识。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参见赵法生《何谓乡村儒学？输血急救凋敝乡村，完成儒学现代转型》一文）因此，无论民间儒学还是乡村儒学，都尚在起步阶段，今后需要继续努力，不断推动儒学在民间、乡村的栽培与发展。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吾道一以贯之，乃明确地揭示出孔子思想由内及外、直内方外、推己及人的品格。除了民间儒学之外，当代学者另有乡村儒学的思想与实践。
因为如果我们对他们的工作作出完全的否定，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不对古典精神、古典儒家作出任何的反思，而认为古典儒家已经是一个自我圆满的系统，从而安于现状，拒斥问题。在这个大环境下，国人逐渐发现，曾经被打倒与铲除的孔子儒家，还是具有活泼的精神与生命的，这个精神与生命能够给我们相当程度的指引，让我们走出困惑，寻回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老百姓安身立命的价值之根已被一而再地腐蚀与破坏，而我们现代性进程又诡异地徘徊不前，加之全球的文化、政治、经济的格局往往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因此在这个天造草昧的状态中，当代儒学复兴之路也存在着走向歧途与误区之虞。上述的一古一今的问题，都需要我们一方面进行重建，一方面进行诠释，同时并将重建与诠释结合起来，不断地让经典的蕴义得到充分的呈现。
